美国是否衰落取决于美国,除了自己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打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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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应该能注意到,就是11月16日的中美首脑会晤当天有一句“看到老朋友我感到很高兴”,这个老朋友说的是现任的美国总统拜登;很多人也许会感到惊讶,拜登为什么是我们的老朋友?

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拜登在担任总统之前实际上前后有4次访问中国,分别是在1979年、2001年、2011年、2013年,虽然说中国社会舆论对拜登的评价并不高。

甚至认为他还不如特朗普,但实际情况要比这更加复杂,而拜登作为美国的建制派总统也天然地受到中国的欢迎,因为即使在今天,仍有很多人憧憬回到过去那个所谓“正常的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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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建制派虽然仍然与中国存在部分矛盾,但实际上他们上台对中国的威胁是不如特朗普的。

并且对于美国社会而言,建制派才是真正代表着未来的。尽管特朗普拥有一个极其稳固的基本盘,并且其政策也卓尔有效,但实际上损害也是不小的,甚至某种程度上会否定美国自二战结束之后社会人文的一切发展成果。

如果说中美之间真的存在和平共存、共同繁荣的可能性,那么这种可能性只有在美国的民主党建制派在台上时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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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的话让特朗普以及其代表的美国共和党上台,那么中美关系的合作性还剩下多少就值得怀疑了。

对于今天的美国而言,是否衰落,美国能否走向真正的未来,能否完成国族建构,这些都取决于他们自己了,其实与中国的关系不大。

虽然特朗普在台上的时候将一切错误归结到中国身上,但这种归因本身也是错的,就算打倒了中国,几十年美国现在的问题也仍然会继续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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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出在哪呢?

这涉及到一个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区别,表面上看是“因信称义”与“因行称义”的区别,但深层次其实是社会发展水平的区别。

西方社会存在一个根深蒂固,几千年都没有解决的顽疾,可以称为“人籍问题”,简而言之,就是一个人的人权是怎么来的?何种情况下可以剥夺其人权?

这个问题牵扯到整个社会的一切。比如说,当一个由许多人构成的组织内部出现分歧的时候,该怎么办?当组织的分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意见上的分裂将势必带来行动上的分裂,组织将失去协调行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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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下要如何让组织恢复运作?其实在2000年前多年的春秋战国时代就完全解决了。

儒家思想给出了一个答案:一个人的人权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被剥夺,所以我们提倡“求同存异”。而西方传统上的逻辑是大为不同的,走的是另一条更加原始的路线:消灭异见者。

这在很多问题上都有体现,比如说中世纪时期欧洲的教会以及基督教国家可以合法地烧死异教徒,但在地球另一边的中国,宗教从来就没有掀起过什么风浪,以宗教为基础去剥夺他人人权并对其进行处置的行为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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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在中国,儒家思想替代了宗教的地位,但实际情况比这更复杂,因为这中间就涉及到“人籍问题”。在组织内消灭异见者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要让没有这一行为非直接相关的其他人接受这个做法。

否则的话消灭异见者的行为将导致更多人对组织产生质疑,结果就是消灭了一个异见者,冒出来两个异见者,最终组织内部的不同声音越来越多,组织彻底瓦解。

而要统一多数人意见,并且消灭少数存在极端矛盾的异见者,就需要在此之前剥夺异见者们的人权,也就是说将其进行批判,进行“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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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到今天的司法体系,就是法官对犯人进行定罪并作出判决,在此之后才能对犯人进行处置。人籍问题的根本,就在于进行这种定罪的门槛在哪里?权力在谁手中?

在蛮荒时代,秩序尚未建立的时候,定罪没有门槛,相互指责即可完成定罪,每个人都拥有定罪的权利,只是说他人是否认同取决于他人的看法。

在社会漫长发展的过程中,所有社会都经历了一个“将定罪权集中”的过程。在中国,儒家思想提出了“忠孝仁义”等概念组成的一整套道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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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定罪权则被道德标准严格限制,有违这一套道德标准的人会被定罪。而在西方,没有哪一个大思想家提出过类似的概念,很长一段时间里“定罪权”是分散且灵活存在与社会大范围内的。

所以后来基督教、伊斯兰教出现在西方世界的合理性就体现了出来,有违基督教教义者将被视为异教徒并进行定罪,在这个时候,教会拿走了定罪权。

这种做法是否荒谬其实并不重要,但将定罪权集中并且以一套标注为指导运行,这本身相比起定罪权四散于整个社会,所有人无止境地内斗而言,已经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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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这种解决办法相比起中国社会的而言是极为落后的,因为定罪权被完全地集中在了少数人,也就是宗教人士手中,而宗教人士们则与掌握权力的少数人狼狈为奸,控制了整个社会。

中世纪乃至于到近代,欧洲很多国家在王位继承上都有“长子做国王,次子做主教”的习俗,这就是很直接的体现,在这个体系中国王一方面代表了精英阶层,另一方面代表了国家运行的暴力力量,而主教代表了社会价值观,以及定罪权。

这与在中国的情况是不同的,因为在中国,定罪权被集中在了儒家思想为代表的社会主流价值观手中,所有人其实都对此有解释权,定罪权同样是广泛分散于社会,但标准却高度统一,比如说大家都认可欠债还钱杀人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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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中国社会,没有人能够随意地为他人定罪,除非被定罪者自己作出了严重有违规则的事情;而在西方,仅仅是被指认为异教徒,就已经足够被送上绞刑架了。

这种社会思潮与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异,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相比欧洲实际上更低一些的土地承载力,却在历史上几乎所有时期保持着比欧洲更多的人口?

因为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更加包容的阶段,社会内部的斗争激烈程度相比西方很低,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倾轧虽然仍然存在,但更多地被限制在一个良性竞争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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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西方那种动不动就互相指责异教徒、开除人籍,剥夺人权,并用暴力随意处置的做法,中国社会已经是非常太平了。

所以说到这里,就能理解为什么西方人如此骄傲于他们口中的“民主”、“自由”。实际上,“民主”与“自由”,在中国人与西方人眼中是完全不同的意义。

在我们看来,这不过是一个口号、价值观,但在西方人看来,这几乎是他们确保自己不被他人剥夺人权的保障。现在回过头看,为什么特朗普会说“即使我在第五大道开枪杀人也不会影响支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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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这样有权力的人,是真的可以为所欲为的。所以相比起特朗普与共和党这些在文化思潮、意识形态价值观等各个方面都更加保守的势力,拜登与其代表的民主党确实对中国威胁更小。

尽管他们嘴上说的民主、自由并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些真正的民主与自由。但是,如果说美国社会最终仍然选择了特朗普,他们的国运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这等同于否认了自1945年之后将近80年时间美国社会文化与思想发展的一切成果。

美国在整个西方社会的领导者地位也将不复存在,其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将一落千丈,在所有人眼中变成第二个法西斯的纳粹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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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所有人都希望他们能够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样才不会把全世界拉入第三次世界大战,并且最终从表面的民主一步步迈向真正的民主,但这个选择是他们自己来做的,我们没办法干预。

而对于中国来说,我们面临的威胁也同样不小,相比起外部的安全威胁,内部的要更加严重。现在没有人会对202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给予多么高的期待。

或者说,可能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国家的未来非常光明,但不会认为自己的前途有多么好。2020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增速很可能会进一步降低,而对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已经将经济发展增速作为一切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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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于将其作为“绝对价值评判标准”的中国而言,经济发展放缓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是极为严重的,只不过是现在才刚刚开始,很多人还没有觉得特别肉疼罢了。

试想下吧,当我们对建国以后几十年的历史,根据经济发展速度对改开前后给予截然不同评价的同时,我们也在塑造着一种新的价值观:无论国家是否富强、无论民生好坏,经济发展放缓就是原罪。

其实真要说起来,过去四十年中国的发展成果,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优秀国民性的直接体现,没有哪一个国家拥有如此勤劳、朴实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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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人日以继夜地工作,拿着并不高的报酬,农民工从内地的老家来到沿海城市,为国家的经济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但最终他们中没有多少人能够留在自己奉献了青春的地方,但即使如此他们也任劳任怨。

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工业化发展一直都依靠农业剪刀差积累资本,但我们的农民却一直记得国家的好,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知识分子看来也许是平庸、愚昧的,但他们确实是为了国家的发展奉献了一切,甚至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但这些东西在未来将不复存在,国际化的过程本身也在改变着中国社会,我们优秀的国民性正在被涌入的各种新事物给冲抵掉,新一代的年轻人再也不可能像前辈们那样任劳任怨、无怨无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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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施行,新一代年轻人的人口数量相比50、60、70后那三代人要少许多,为改开后前三四十年国家经济发展作奉献的一代人正在逐步退出劳动市场,逐步走入墓地。

而在此之后我们过去引以为傲的人口红利将不复存在,未来二十年中国社会的老龄化程度将越来越严重。君子之泽,三世而衰,五世而斩。简单地根据现状评估未来是大多数人的一贯做法。

但这样得出的判断并不可靠,没有人能保证,过去四十年的发展经验真的能作为未来发展的指导思想。我们在一段时间内曾鼓吹“素质教育”,搞得好像只要人口质量不要人口数量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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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数量同样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近代将近两百年以来经历了许多磨难的中国而言,如果我们没有庞大的人口与广袤的领土,我们应该是撑不到今天的。

过去的四十年时间,全世界都低估了中国,也包括我们自己,最终取得了巨大发展成果的中国正在成为西方学者们争相研究的对象。

他们惊讶于:一个已经事实上处于秩序边缘极度落后的国家凭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重回国际秩序的中心;未来不会有人再低估中国了,这是一个好消息,也是一个坏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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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我们不会自我怀疑,而坏在我们的敌人不会再犯下自大的错误。现在中国真的摆脱外部安全威胁了吗?其实不尽然,看上去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已经比较安全,但其实仍然是暗藏杀机的。

因为中国是东亚世界的中心,各种意义上,对于西方殖民者而言,只有在彻底打倒中国之后,他们对现在东亚世界实质上的殖民统治才称得上稳固。

否则的话他们会一直担心,崛起的中国重建起东亚世界的新秩序,将他们的殖民地变成自己的盟国。这就意味着,就算我们自己没有那么多想法,但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就必然会面对来自西方整体性的警惕甚至于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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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那么多原因,只因为我们是一个统一的拥有十多亿人口与广袤领土以及稳定秩序,强大组织力的国家。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中国是非常弱小的。

但1945年战争结束,我们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却几乎是“天上掉下来”一样占据了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席位。那个时候朝鲜战争还没有爆发,代表中国形象的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表现糟糕。

被后勤薄弱且兵员素质已经极其低下的日军在1944年大败于河南、湖南、广西三地。但即使如此,我们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这是根深蒂固难以改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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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未知阶段,再也没有哪个国家能给我们提供先例作参考了。如果说未来我们无法维持住现有的发展势头,那么三四十年后我们会发现过去二十年的发展成果都不过是回光返照,最后的挣扎。

而能够决定我们命运的,只有我们自己,历史上的中国曾经逃避过作为东亚世界领导者的职责,拒绝抵抗西方的殖民入侵,并在近代变成了西方殖民的目标,这一次中国绝对不能逃避这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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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十年我们已经走出了迈向秩序中心的一步,我们没有后退的空间,因为一旦后退就只会后退到1997年那一步。所以,肃清内部敌人,为未来的发展找到新的增量,以我们自己为中心,将整个东亚整合起来。

这是中国未来的命运,趁整个西方还没动员起来,趁美国内部还忙于政治斗争,欧盟还处于分裂,2020年代的这种礼乐崩坏、秩序混乱的国际局面是中国最好的战略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