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做“出头鸟”被罚182亿:中国绝不允许出现俄式寡头

《旧唐书·魏征传》中有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当今社会我们能看到的“诸多问题”,其实很多都能从历史中找到相同或相似之处。

“吸取历史的教训”是每一代掌权者都必须考虑的,无论他们是否有能力,或者考虑过跳出“历史周期律”,至少也应该尽可能的避免前人已经犯过的错误再次发生。

本期我们要和大家聊的历史教训就是:“垄断,必须要反,不反不行”。

阿里做“出头鸟”被罚182亿:中国绝不允许出现俄式寡头

2021年4月10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对阿里巴巴的处罚公告,指其违反了《反垄断法》。

官方给出的罚款理由是:“自2015年以来,阿里巴巴集团滥用该市场支配地位,对平台内商家提出“二选一”要求,禁止平台内商家在其他竞争性平台开店或参加促销活动……采取多种奖惩措施保障“二选一”要求执行……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

这个处罚理由翻译成大白话来说,就是:用户(消费者)丧失了选择权,以及阿里在扼杀其他和自己同类型平台的竞争力,不惜以违法的代价维持自己的垄断地位和垄断利润。

而此次处罚的金额约为182亿元人民币,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且这次处罚也创造了国内反垄断罚金的最高记录。

但对于阿里巴巴来说,这只是他们一年营业额的百分之四,因此,所谓的“重罚”,更多的应该理解成“敲打”,警告阿里巴巴和马云:你给我老实点,夹起尾巴做事,要不然有你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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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同期,由马云、冯仑、史玉柱等几位“商业大佬”创办的“湖畔大学”已经停止招生了,连课都停了。

关于湖畔大学,可能有些朋友不太了解,这个学校从2015年开始招生,其招收条件非常严苛,包括:三年以上的创业经验;

年营业额三千万以上;员工人数超过三十人;有一到三个推荐人推荐,且推荐人必须是湖畔大学的“在校生”或“毕业生”。

看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疑问:如果必须有推荐人推荐才能入学的话,那第一批进入湖畔大学的学生该有谁推荐呢?马云吗?

因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湖畔大学的本质并不是一个“学校”,他们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国民教育”,而更像是明末东林党、齐楚浙党搞得那一套。

“结党营私”在历朝历代意味着什么,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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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儿,就引出了“商人”在发展壮大后必然产生的一个新的走向:谋求“权力”。

这一点对全世界的商人都是适用的。无论是美国、韩国、俄罗斯,在他们的最高权力中枢总能看到“财阀”“寡头”和“财团”的影子,他们的存在已经左右了国家的命运,而在社会主义中国,这种行为是绝对不会被允许的。

俄罗斯在普京成为总统之后,能够死里逃生,保住一条命的根本原因,就是普京对本国“寡头们”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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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2月25日,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悄然坠落,苏联的历史彻底终结。

作为这个庞然大物的最大遗产承继者——俄罗斯也揭开了其历史上新的篇章。

这个新俄罗斯的开头却是充满苦难的。经济崩溃、政局混乱、国家权力萎缩、分离主义势力猖獗、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而脱胎于苏联的“新俄罗斯”不仅没有像叶利钦所许诺得那样光明,相反却在不断地堕落,滑向谁也看不清楚的地方。

与此同时,却有那么几个新俄罗斯人以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迅速积累起了富可敌国的巨额财富,并一度左右了俄罗斯政局甚至总统的选举,成了马克思主义作家笔下的 “资本家政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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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资本家或者说大商人,就是我们口中常说的“寡头”。这些寡头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拥有惊人的财富和左右国家命运的能量的原因,与后苏联时代的“社会变革”(从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有着直接原因。

从俄罗斯社会转型启动方式的选定来看,“休克疗法”与其说适合经济 发展倒不如说更适合快速不公平分配国家财富,这种财富分配的最大受益者就是新兴的寡头势力。

开始于1990年代初的俄罗斯私有化进程其主要理论依据为“休克疗法”,但是大规模加速私有化决不是形成真正的市场主体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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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内市场制度体制建设尚处于“婴幼儿时期”,政府在不具备任何相关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就施行“休克疗法”的激进措施本就蕴涵着巨大风险;

其次,从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启动者来看,在很多时候,其实是私有化的启动者直接将私有化过程也变成私有的,从而使自身成为新的既得利益者。

当时政府作为社会转型的直接策划者和第一推动者在转型初期,不负责任地将国家财富任意处置,推卸了应当承担的保障社会稳定和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职责。

由此大量寻租活动开始产生,“于是乎,那些曾经大权在握的原苏联共产党内的“特权阶层”迅速把权力变为资本,大搞权力寻租,许多人因此一夜暴富。

据后来的资料显示:叶利钦时代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的商界精英都来自这一阶层,当时国内有影响的寡头几乎都是原苏共高级官员。

因此这些寡头从诞生之初,就天然具有“官僚属性”,属于我们常说的“官僚资本主义”。

而这些寡头掌握着的雄厚的社会资源,这既是它参与国家政治的条件又是它干预国家政务的原因。

因为在社会政治活动中,雄厚的财力成了寡头们占用的政治交易资本,在俄罗斯社会转型时期,与其它社会阶层比较,寡头们显然是当时最有实力的公共选择力量。

又由于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仍在继续,这就意味着对社会财富的既有分配存在重新调整的可能性,所以寡头们出于对自己财富的保护,又成为了最热衷于干预国家政务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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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些寡头对于整个国家的危害有多大,因此普京自上任后就首先表示,要疏远寡头,要同寡头划清界限,保持距离。

并多次表示,要终结俄罗斯的寡头政治和寡头经济时代,重新树立国家的权威。

寡头们依仗雄厚的资本,自然毫不相让,针锋相对地展开了反击。

从 2000 年开始,寡头们操纵下的舆论开始了针对政府的尖锐指责和大肆攻击。这无疑让普京大为恼火。

2000年8月2日,在会晤“库尔斯克”号核潜艇遇难艇员家属时,普京言辞激烈地谴责了寡头们对于政权的污蔑,他指责寡头们在私有化过程中钻法律的空子,巧取豪夺,不择手段,以极低的价格夺取了俄罗斯属于全国人民的众多媒体的控制权,进而操纵社会舆论,明目张胆地要制造社会混乱,搞乱民心,以此向政府示威,目的是恐吓政府,要挟政府,操纵政府,从而达成自己为所欲为的不可告人的阴暗勾当:偷税漏税、非法侵吞国家财产并可以逃脱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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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强硬地指出,这是讹诈行为,是不能得逞的。普京明白无误地指出,要警惕这些无端制造事端,借以捞取政治资本或谋取集团利益的寡头们。

并且,普京在谈话中指名道姓的点出了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两位寡头的名字,斥责寡头们是导致俄罗斯政治和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

而普京对付寡头们的手段也非常高明,初任代总统时,就斩断了寡头们与政府的联络纽带,宣布解除叶利钦女儿总统顾问的职务,让和寡头们搅在一起的叶利钦女儿季亚琴科淡出政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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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辛斯基

2000年5月,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借口寡头古辛斯基下属的“桥”公司搞非法窃听,对其进行了强行搜查。

6月中旬,俄罗斯总检察院指控古辛斯基涉嫌侵吞巨额国家财产,将其逮捕。但在几天后又将他释放。

由于对寡头古辛斯基实施逮捕时,普京身在国外,表示事前并不知情,但依旧肯定了逮捕行动的合法性。

对古辛斯基的逮捕行动,其实是揭开了制裁寡头的序幕。接着,当局就对其他寡头下了手。

俄罗斯总检察院和联邦税警向波塔宁、阿列克佩夫和伏尔加汽车厂总经理卡丹尼科夫提出诉讼,指控他们侵吞国家财产和偷漏税等不法行为。

多年以来,长期掌舵俄罗斯的普京从未放松过对寡头的“监管”,他绝不允许这些掌握巨额财富的家伙继续扰乱俄罗斯。

在后来长达十余年的斗争中,最为人称道的无疑是“七大寡头”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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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列佐夫斯基

被称为“克里姆林宫教父”、“普京头号敌人”的别列佐夫斯基从2000年开始,就被迫流亡国外,始终没能回到俄国。

2013年3月,他被发现死于伦敦郊外的一处寓所,死因不明。但人们在他写给普京的信中,发现他向普京表达了“对自己曾犯下的错误”的歉意。

霍尔多科夫斯基,这位曾经的俄罗斯首富在2005年被判“窃取国家财产、欺诈、恶意违背法院裁决及偷逃税款等”罪名,锒铛入狱。

到了2010年,他又再次遭到莫斯科哈莫夫尼切斯基法院的“审判”,因偷窃二百九十亿美元原油和洗钱等罪名延长刑期。

在2013年获释后,离开俄国开启了“寻求政治避难”的流亡生活,始终居无定所。

独立电视台的创立者古辛斯基在普京当政之后,同样受到了“侵吞、欺诈国有资产”的罪名的被指控和拘留,后逃到了以色列,被俄罗斯全球通缉,无法回国。

其他几位寡头与前者相比,也许有生活过得还算不错的,但他们最终的结局无一不是“彻底失去了对俄罗斯的影响力”,而这,才是普京最想看到的。